来源：加华资本
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，也是意味深长的一年。戊戌之变，如今百二十年。多少仁人志士，每逢甲子剧变，便换了人间。
年初时，加华资本创始人合伙人宋向前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做过一次演讲，谈到致敬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创造一个可及的未来。但他也隐隐感觉到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无畏之勇，在全新变革的世界格局内将越发式微。巨大的变化，正在河底暗涌酝酿。
内外交困的共识里，2018年的中国经济开启了漫长的下行周期。这并非偶然，更像是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模式中内部矛盾的集中爆发，也是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之外的遗留清单。
首先，粗放增长带来高负债，精细调控的政策转向失灵。信贷经济带来的巨量债务问题，将是蹲在那儿随时准备冲将过来的灰色犀牛。
大水漫灌的投入式发展，让国家、企业和居民都躺在杠杆上过日子。经济平稳时一切繁荣，一旦经济有所震荡，大家随时都担心从这根杠杆上摔下来。同时，政府近年来去杠杆进程一步一个负累，精准滴灌的政策调控空间也在逐渐收窄。去杠杆、降负债其实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，活下来靠解决债务问题，死过去也正因为它。“债务”注定成为2018中国的年度关键汉字，也注定成为过去十年中国式“水大鱼大”信贷型粗放增长方式的最好诠释。
其次，公平市场原则缺失，社会治理成本高企、效率低下。
2011年开始，学界就频繁提起“竞争中性”原则。但要提升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，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，我们要坚持的绝非“竞争中性”，而是基于效率的全要素生产力配置。
经典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，“看不见的手”会让资源自然地向效率高地流动，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，而不是强行打破经济学规律，带动“所有制歧视”，造成扭曲的二元市场、资源错配和全社会效率损失。
这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本质问题，它有如一团火，点燃了民众情绪中某种令人揪心的焦灼。
外部环境上，中美贸易关系则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关键变量，中国在国际格局中面临的不确定性，将成为唯一的确定。
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，世界被快速聚合，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，逐渐融入全球化分工的浪潮之中，也因此获得了西方主流世界的认可。
但融入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自我熔铸。当美国人发现世界版图有所松动，而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仍然坚持着二元制的经济模式，四十载改革开放未能促成市场经济的全产业渗透，反而加剧了资源倾斜与非公平的市场制度。
于是，豪言“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”的特朗普当选总统，他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边界开放、自由贸易和共同市场，更亲自下场和中国打贸易战，也对世界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补和重塑。
这意味着，中美关系从相互帮扶的盟友，转变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，深度博弈与利益交锋近在眼前。
站在时间更迭的路口，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已然剧变。我们应当打破并重立，以更深层的改革诉求应对这一大变局。四十年的改革史让许多人认为改革已“die”，庙堂之上高调纪念马克思的同时，民间却都在深深怀念小平同志，悄声说着“小平真好”。改革其实就是“实事求是”的结果，更是正常、公平、向人性出发的回归。改革其实真的不难，平凡平常即可。
改革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，百姓装在心中、平凡人平常心，就是改革的最好动力和成功保证。
毋庸置疑，中国的人口与资源优势仍会释放无可比拟的市场潜力。但这一发展道路的核心阻碍，往往是中国的内部问题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内部问题解决了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随之对冲，外部压力也自然得之纾困。
思想回溯本心是变局之一。从总设计师在南海边画下那个圈开始，“三个有利于”就始终是改革的共识。不忘初心，我们还是要谈思想解放、打破禁区，要提实事求是，促成全社会建立公平竞争的商业秩序，出清旧思想和旧模式。改与不改从来都不应该是问题，改革终需回归改革本身。
经济模式也正面临转变。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，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需拉动。究其本源，关键在于鼓舞和激励新时代的民营企业，以恒产稳定恒心，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，把改革拉出“中年危机”的泥潭。
以2018年的经济困境为节点，中国经济正式步入了下半场。
国内外发展的基础设施搭建已经在上半场基本完成，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探索模式，需要变为下半场的“寻路搭桥”。
具体而言，我们应深化内部矛盾改革，唤起对实事求是思想的重新溯源；同时加速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观念，促进社会治理效率的提升，以应对内外形势的压力与挑战。这才是改革的根本。
四十年的成就值得我们致敬，但前方或许仍然严酷冷峻。加华资本真心盼望着，2018年的经济之忧，将促成中国社会在发展模式、社会治理、思想解放的新变化。但也无法否认，彷徨与失落，摩擦与对立，也许仍将是2019年的主题。
期待逆境中的我们，能够为前方的大变局凿开半缕曙光。或许四十年之后，回望2018，我们才能理解，这个大变局年代的真正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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